行业聚焦 | 高成律师就图书出版AI标识问题接受「Vista看天下」采访

“郝景芳，我对你很失望。”

最近，有网友发现，雨果奖作家郝景芳2026年6月接受采访时称，在她写的少儿科幻小说《银河学院》中，“AI写作的比重已经占到一半”。

评论区里挤满迷惑不解的人，“用AI写作这难道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吗，到底在洋洋得意些什么”“作为创作者逐渐被AI取代，竟然还在为读者的无法分辨而沾沾自喜”。

曾几何时，对一本书最大的羞辱，莫过于一句“像AI写的”。

此前，有网友质疑，大学教授所著的《饭圈纪实》（豆瓣评分5.1）、精神科医生30多年的临床观察《安定此心》（豆瓣评分8.5）等图书存在浓重的“AI味”。

一位读者这样形容“上当受骗”的感觉：“真金白银花出去，原本冲着深度纪实来的，结果却买到了一本像AI糊弄出来的书。”

从虚构小说到纪实作品，从雨果奖得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AI正在更广泛地进入创作者的日常。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大量“靠AI写作实现财务自由”的经验帖。

与此同时，社交平台上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分享自己的“一眼AI”时刻。有人觉得一些图书排比句很多，“非常对称，一板一眼”；有人吐槽某些作品数据造假，比喻牵强，意象生硬；还有人吐槽，“那么难搞的版号，就用来出这种垃圾？”

但更多时候，人们无法证明作者真的用了AI，作者也无法自证。

作家刘亮程就曾发文澄清，网络上流传着不少署着他名字的AI生成文本。

当“AI味”成为出版界最敏感的指控，谁在从中获益，谁受到了损害？

截至6月15日12时许，该书籍在豆瓣评分为5.1分，被点赞最多的评论为“好好查查，序言AI率有多少？”在评论区里，“DeepSeek好用吗”“毫不掩饰AI痕迹”等质疑频频出现。

在读者看来，所谓的“AI味”并非来自某一句话，而是一整套语言套路，频繁出现的破折号、分号和引号，堆砌的抽象形容词，以及从饭圈现象一路跳跃到宇宙星体的宏大比喻。还有人总结其特征为：“莫名其妙的比喻、大量引号、大量‘当……时’句式。”

面对争议，《饭圈纪实》第一作者马中红回应称，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田野调查，并未使用AI写作。她表示，不否认读者的阅读感受，但也无需专门澄清，“我相信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，自己会有判断”。

即便作者否认使用AI，许多读者依然坚信自己能闻到某种熟悉的AI气息。

有人在两页书之间，数出了10次“不是……而是……”。

也有人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人体激素简史》里读到疑似AI生成的错位。人体激素的科普写着写着，突然插入一段诗人的介绍。

还有人发现《意林》上的文章带有“DeepSeek风”。语言华丽、修辞夸张，但句与句之间缺乏逻辑连接，联想也毫无关联。

甚至有网友断言：“AI之后，文学已迎来最后的黄昏。”

李思睿在国内一家出版机构做策划编辑多年，经手过20多本书。审稿时，她曾不止一次嗅到过“AI味”。

最夸张的一次，一本书有9个作者、9个故事，却像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每个故事段落节奏高度一致，几乎都遵循某种公式——约200字出现第一次转折，500字进入第二次转折，结尾统一收束。

明明主打纪实的文章，她读起来却像虚构小说。更诡异的是，书中的人物总能精准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动。“我顿了顿”“她心里一紧”“他的瞳孔微微收缩”，类似的句子反复出现。

李思睿看得直皱眉。“不是，你咋能知道她心里紧不紧？”她直接去问作者。对方解释，这些都是真实案例改编的。

她无法证伪，只能把意见报给领导，委婉地表达出版要慎重。

至于作品是否留用，还要综合考量市场潜力和读者关注度。编辑能做的，往往只是把握尺度。

轻微的AI痕迹，只要不影响阅读，李思睿通常会体谅作者，“毕竟3至5年才能打磨写出一本”；但遇到明显生硬、AI堆砌感强的内容，她还是会建议修改。

这个尺度并不固定。

“我们肯定不能完全丧良心，实在看不过眼的时候会及时叫停。”她说，“但编辑的责任有边界，而且越是能卖的作者，你往往会给ta更大的话语权。”

这种权衡让她感到疲惫。曾经，她很喜欢逛书店。如今却很少再去。

“我对书的热情被磨损了。”李思睿说，“而且你不出，总有底线更低的人出。唯一的受害者就是读者。”

AI介入写作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
互联网上，隔三岔五就会冒出新的“财富神话”。有人声称用AI无脑生成大纲，一天10个灵感，“是个人都能靠写文狂赚上万稿费”。还有网文编辑称：“后台收到的20篇稿子，可能有19篇都是AI生成的。”

甚至，第一批“AI原住民”都已经开始获得真金白银的回报。2024年，一名北京的9岁小学生用AI完成了一本小说，获得了2万多元版税。

2026年5月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也公开透露，自己创作最新小说时，也将AI用作更快进行初步研究的工具。

从小学生到诺奖作家，从网络文学到纪实文学，AI正越来越深地改变写作本身。

甚至，就在你阅读这句话的短短几秒钟里，全球的AI大模型又新生成了上百亿字节的文本。换算成单词，相当于10本《牛津英语词典》，或者3000多本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

作家余华曾说：“写作不只是一个技术活，那种情绪、细节和只有经历过生活才能写出来的东西，AI现在还做不到。”

但现实是复杂的。

当越来越多创作者用AI润色语言、调整结构、重组表达，如果故事和情感都是真的，那这个作品究竟算谁写的？读者又该如何判断？

尹生对此感到矛盾。

她读过《安定此心》，不仅安利给许多朋友，还专门买来送人。刷到网上关于该书使用AI的质疑时，她的第一反应是犹豫。在她看来，书里的许多细节不像AI能够凭空编造出来的。一些故事，她甚至能从作者录的播客里找到印证。

“最大的影响其实是信任感崩塌。”尹生说，“当我认为一处有明显的AI痕迹时，就会开始怀疑其他内容的真实性。但人之所以会被一本书打动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信这些文字背后站着一个具体的人。”

这种信任究竟来自哪里？

国内某名校的传播学博士生孙源曾研究过“本真性”（Authenticity）的问题。在他看来，本真性是一个人的表述、行动与他内在自我之间的对应，但到底能不能对应上，是传受双方协商的结果。

孙源进一步解释，从作者构思，到落笔成文，再到编辑修改、出版发行，一部作品本身就是不断加工的结果。放到AI辅助写作的争议中，问题或许在于读者是否仍然相信，即便AI参与了，这些文字最终表达的，依然是作者的观察、经验和判断。

一本书是否值得付费，孙源主要关心最终呈现出的文本质量，逻辑是否清晰，表达是否有效，能否带来新的理解，“用了AI也没事”。

至于那些充斥着“不是而是”和生硬比喻的作品，在他看来，更像是“用了AI，却没用好”。

那么，作者到底有没有义务告诉读者自己用了AI？

至少从法律层面看，答案并不明确。

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AI法律业务负责人高成律师告诉Vista看天下，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就纸质出版物是否应当标注AI使用情况作出明文规定。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出台的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主要规制的是生成式AI平台、网络传播平台、应用市场和用户，对图书出版中的AI辅助创作是否应当标注，尚无明确规定。

换句话说，一本书是否使用AI、使用了多少AI，是否需要向读者披露，目前仍处于模糊地带。

高成认为，在极端情况下，比如一本书完全由AI生成，却在封面或宣传中强调署名作者“多年苦心孤诣手搓完成”，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误导和欺诈。

为保护公众和消费者知情权，如存在AI辅助写作的情况，高成建议作者和出版社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出版物适当位置进行标注（如使用AI辅助、润色等）。主动披露，能够有效规避事后被读者查实未标注而招致的舆论非议、口碑下滑与市场价值受损的风险。

“毕竟，消费者会用脚投票。”高成说。

李思睿坦言，编辑们私下也经常讨论AI辅助与“真人手搓”的边界，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。

某次，一位编辑在办公室吐槽某份稿件“语句不通，不像人话”。李思睿却觉得，这反而可能是人写的。“因为连文从字顺都做不到，AI不会这么拙劣。”

她的一位同事还接手过国内某顶级学者的一本译著。同一个专业术语在不同章节里出现了好几种译法，翻译质量参差不齐，大概率是学生完成的集体作业，“还不如AI直接翻译，起码译名是统一的”。

图源：纽约时报

AI出现后，许多判断标准也在悄悄失效。

李思睿很无奈：“有时候我甚至分不清，作者用AI把稿子包装得很完美是一种不负责，还是他这样糊弄是一种不负责。”

尽管有怀疑，也有犹豫，尹生始终记得自己读《安定此心》时流下的眼泪。

她不认为那些触动是假的。即便文字可能经过AI的中介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共鸣、理解和治愈，依然穿过纸页，抵达了另一个人。

“这恰恰是我们区别于AI的原因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李思睿、尹生、孙源为化名，部分信息已作模糊处理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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